今年5月6日，类似的悲剧再次在与苏州相邻的常州市上演。当天，常州市一名未婚外来打工妹在自己居住的宿舍床上，对自己刚生下的一名男婴采取扼颈、捂嘴的方式致其窒息死亡。

    针对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一类型案件，笔者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作一些分析：

    上述两个案件中的当事人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为“溺婴”行为。广义的“溺婴”没有犯罪主体方面的限制，狭义的“溺婴”则是指生母在分娩时或者分娩后杀死自己亲生子女的行为。本案系亲生母亲在分娩后杀死自己的亲生子，属于狭义的“溺婴”行为。

    对于“溺婴”行为法律上通常以故意杀人罪来定性。法律上一般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出生，如果胎儿脱离母体时能独立呼吸，就认为是自然人的出生，该新生婴儿就成为了法律意义上有生命的自然人。对于有生命的自然人，均属刑法保护的对象。只要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，不管侵犯什么样的对象，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儿，也不影响犯罪案件的定性。从犯罪构成上看，广义的“溺婴”是他人故意非法剥夺出生婴儿生命的行为，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。

    狭义的“溺婴”行为虽一般也定性为故意杀人罪，但比较其他人对孤立无援、无自卫能力的婴儿进行侵害来讲有一定的特殊性。首先它的犯罪主体特殊，是出生婴儿的亲生母亲，生母对亲生婴儿都有本能的爱，一般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，才会亲手杀死亲生子女。因此这类案件就形成了它特殊的作案动机。例如未婚女青年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杀死自己的婴儿；有的母亲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毒害或亲属的压力而杀死女婴；有的则由于初生婴儿患有先天性的疾病或先天性畸形，担心将来成为家庭的负担而将其杀死等。本案当中的两名当事人均系未婚生子且又无固定的工作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同时考虑到自己在经济上无力抚养孩子，因而做出了极端的“溺婴”行为。

    对于“溺婴”行为，我国有其特殊的国情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及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，一直存在着亲生父母将其新生婴儿杀死的情况，尤其是农村或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种行为不是犯罪行为。随着法制宣传的不断加强，人们对这种行为有了新的认识。但是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目前人们对“溺婴”行为的否定评价和普通故意杀人案相比仍然不十分严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规定，故意杀人的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从法律的角度上讲，“溺婴”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比较，无论是犯罪的起因、动机的卑劣程度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来看都有较大的区别。而狭义的“溺婴”与广义的“溺婴”相比，无论从动机上还是情节上讲都要相对要轻些，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行为，量刑上一般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  　对于最近相继出观的这种打工女“溺婴”现象，在引起了社会关注的同时，也引当起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思考。当前我国的人口流动性较大，城市出现了一大批外来打工者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婚的女性打工者。这些女孩子年纪轻，文化程度低，社会责任感较差，法律意识淡薄。她们通常从落后地区出来，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后有失落感，心理压力很大，容易感到孤独。同时她们又正处于婚恋年龄，有很强的情感需求。在这种矛盾下，她们就很容易出现未婚性行为、未婚同居的现象。一旦未婚怀孕就易作出以上的极端行为。

  　社会上，一些企业在更多的时候只是把这些外来打工妹当作廉价劳动力，忽视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求，未给予她们足够的关心。笔者认为，在发生类似的极端案件以后，对具体的被告人进行刑罚处罚，从某种角度来说为时已晚，主要的还是应当防患于未然，由社会共同努力，针对这一群体的特点，对她们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、心理疏导，使她们能够切身感觉到来自社会给予她们的温暖，预防类似悲剧的重演。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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